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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公权及其书法艺术论
 

倪文东
 

内容摘要:柳公权是唐代著名的大官僚兼学者书法家,是楷书书体的总结者和创新家,是中国书法史上当之无愧的书法大师。该文从柳公权所处的晚唐历史文化背景入手,对柳体楷书产生的时代背景,书风特点、创作分期及对后世书风的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关 键 词:柳公权 书法创作 革新创造
 
 
 

    柳公权是中国书法史上当之无愧的书法大师,是楷书书体的总结者和创新家。柳公权与同时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等,致力于楷书的创作,在研究和继承钟繇、王羲之等前贤书法家优秀楷书风格的基础上,对产生于魏晋六朝,并在隋代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楷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改革,特别是对北碑楷书这一特殊的书法文化遗产,进行吸收和借鉴,并结合唐代的时代风貌和审美特点进行改造,创造了一种适合时代发展的楷书风格和面貌,总结了经验,制定了法度,创立了规范,从而使他们创作的书法作品成为唐代,甚至整个古代楷书的最高典范,成为“唐书尚法”的突出代表。
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所创造的,代表唐代时代风格的楷书,自唐代以下,千百年来,历久不衰,成为后人学楷入门的最佳范本和第一选择,这其中柳公权所创造的“柳体”楷书,最受欢迎,影响最大。历史上,尽管有宋代米芾对唐代颜、柳书法的过激批评和清代乾、嘉以后,出现了著名的碑学派,以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为代表的“为北碑鸣不平”者,尊魏卑唐,但从历史的角度和时代发展的观点来看,今天人们学书入门,依然首选唐代,颜、柳、欧、褚、虞等唐代书法家,特别是柳公权所建立的一整套楷书的规范,今天仍然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今天,尽管也有人认为唐楷过时,甚至,有人请王羲之下岗,但历史所赋予的文化使命和千百年来经过历史检验并共同认定的经典作品,却是要不断传承下去的,这是不依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改变的。

     一、融会诸家,自成一体

     柳公权的书法有着深厚的书学渊源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他所生活的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好时期,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但大唐王朝的统治自“安史”之乱后,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元气大伤,虽然也出现过一些繁荣景象,但再没有出现过像“开元盛世”那样的雄强博大的盛时和盛事。唐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到了柳公权所生活的晚唐,已经走过了他应该有的灿烂和辉煌。特别是在书法艺术的发展方面,盛唐以前,可以说,名家辈出,书体皆备,书论精妙,影响至大。而到了晚唐时期,几乎到了“江河日下”的地步,历史的大幕即将落下。这种历史文化的现实,不仅对书法是这样,文学和诗词的发展亦是如此。摆在柳公权目前的现实是非常严峻的,要想在书法艺术方面有所成就,非走出一条属于自己、属于历史的道路不可。而这种历史文化现实的好处则在于,作为生活在晚唐时期的柳公权则有条件继承和发扬前贤的优良传统,在他们的艺术创造基础上进行再创新,融会诸家,集古出新,这正是柳公权所走过的道路。
      关于柳公权的书学渊源,历史文献中有许多详细的记载,后来的许多书法家都有中肯的论述和评价;

     公权初学王书,遍阅历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1)
     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2)
   (公权)正书及行皆妙品之最,草不失能。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而不及颜之体局宽裕也。……尝书京兆西明寺《金刚经》,有钟、王、欧、虞、褚、陆诸家法,自谓得意。(3)
     柳诚悬书,极力变右军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所谓神奇化为臭腐,故离之耳。(4)
     柳诚悬书《李晟碑》出欧之《化度寺》,《玄秘塔》出颜之《郭家庙》,至于《沂州普照寺碑》,虽系后人集柳书成之,然刚健含婀娜,乃与褚公神似焉。(5)
     (柳书《金刚经》)书于西明寺,后亦屡改矣。经石幸存,不坠兵火。柳玭谓“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今考其书,诚为绝艺,尤可贵也。(6)
     唐初诸公无不学晋,即褚河南刚正不挠,千古伟人,而其书亦带有婵娟不胜罗绮之致,盖屈而就晋法也。至诚悬始大辟境界,自出手眼,虽学鲁公,实有“出蓝”之誉,故唐人称其一字千金。(7)
     诚悬则欧之变格者,然清劲峻拔,与沈传师、裴休等出于齐碑为多。(8)

     从以上诸家所评之语完全可以看出柳公权走的是一条传统的集古出新的道路,他的书法渊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钟繇和王羲之,柳公权得其平和、古朴、清逸之韵;二是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特别是盛唐的颜真卿,柳公权得唐代诸家的清劲、含厚、宽博之气;三是北碑和齐碑,特别像北碑中之雄强峭拔、斩截方正者,柳公权得其清劲峻拔之质。柳公权真正做到了遍阅历代笔法,集古出新,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书风特点,体势劲媚,自成一家。他学古求变,极力变右军(王羲之)法,盖不欲与《禊帖》(王羲之行书代表作《兰亭序》)面目相似,而是形成他自己的书风特点。
     楷书自魏、晋发端,至南北朝、隋代及初唐和中唐,发展到晚唐,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已经完全成熟,从点画形态上讲,方圆、巧拙、中侧、长短等,无所不包;从结体取势上看,侧身取势、正身示人、端严平正、险绝开张等,应有尽有;从章法布局上分,疏朗开阔、密集严整等,各有千秋。从这种局面来看,晚唐的柳公权似乎是无路可走了,用笔偏瘦的已经有了,用笔偏肥的也已经有了,结字端严的有了,结字宽疏的也有了。而柳公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经过认真分析和研究,从临摹和学习传统入手,采用集古出新的办法,特别是集欧、颜楷法之大成,充分继承和发展了欧阳询和颜真卿楷书之优点,在楷书的用笔、结构和章法方面下大功夫,从细微之处着手,同时又广泛借鉴北碑和齐碑,取其方劲、雄强之风格,融会贯通,写出了自己的风格个性。
     从柳公权书法作品的特点可以看到,柳公权师法的不只是初唐的欧阳询,也不只是盛唐的颜真卿,而是“遍阅近代诸家”,上取魏晋六朝,下法初唐盛唐。其取法之广博,临学之精诣,历时之长久,在中国书法史上可以说是少有的。六十岁以前的柳公权一直致力于向历代书家学习,以笔下能备有诸家之体而引以为得意。虽然这种临仿还不是真正的艺术创作,但它却使柳公权充分而精熟地掌握了历代书家,尤其是初唐及中唐欧,虞、褚、陆、颜诸家笔法的精萃,为构筑自己的艺术殿堂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柳公权不可能创造出以笔法灵活多变,结体法度森严为主要特色的新体。

     二、集古生变,创法出新

     柳公权的书法创作大约开始于贞元年间,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通碑刻为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公权24岁所书,到他去世时的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年),约有64年的时间。柳公权在64年的时间内所书的作品极多,大约有百余件,是古代多产的书法家之一,但遗憾的是,柳公权所书的绝大多数作品已经散失,流传至今的作品仅有20余件。其中墨迹确信为柳公权所书的仅《〈送梨帖〉跋》1件,行书20余字;碑刻仅13件,又有伪作杂处其间:如《李晟碑》为后人重书重刻,已非真迹,《苻璘碑》从碑文到书法均系伪造;《金刚经》、《消灾护命经》、《福林寺戒塔铭》,均为后人伪托。从大量文献记载来看,柳公权60岁以前所书的碑版只有《冯宿碑》和1986年在西安出土的《钟楼铭》2件,书写时间在59至60岁两年间。柳公权大量的书法作品,特别是被尊为代表作品的《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都书写在他60岁以后,也就是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以后。柳公权有文献记载的94件作品中的大多数,都书写在他60岁以后。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分析和考察,我们把柳公权的书法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60岁以前为前期,具体时间为:开始书法创作生涯的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即公元801年(24岁),到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59岁);60岁以后为后期,具体时间为:开成二年,公元837年(60岁)到他去世的前一年,即唐懿宗咸通五年,公元864年,这一年的五月,柳公权以87岁的高龄还书有《魏谟碑》(楷书),此碑立于凤翔(今陕西凤翔县)。书完此碑的第二年(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柳公权去世,享年88岁。
     从柳公权传世的大量作品来分析,其前期书法的主要特点是集古--集古生变;后期书法开始创新--创法出新。所谓集古,就是学习传统,临摹和学习前贤的楷书作品,大量吸收书法养分,为日后进行书法创新打好基础。这一时期,柳公权的书法风格尚未形成,笔下所书的字多从古人碑帖中来,集古人之大成,用笔方圆兼备,结字平正端严,章法疏朗清逸。如《旧唐书·柳公权传》记载:

     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上都(即长安)西明寺《金刚经碑》备有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之体,尤为得意。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柳公权书法从钟繇、王羲之人手,师法甚广,魏晋及初唐诸家都是他学习的楷范。所谓“近代笔法”,虽然没有具体说明是哪几家,但从文中所述西明寺《金刚经碑》的书法特点上看,主要是指同时期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诸大家。柳公权所书的西明寺《金刚经碑》早巳失传,其如何“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已不可考,但从近年出土的柳公权59岁所书的《钟楼铭》一碑中,我们仍可以略见柳公权早期书法作品“集古”的特点。
    《钟楼铭》又称《回元观钟楼铭》,全称《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令狐楚撰文,柳公权楷书,邵建和刻字。唐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四月廿日立于万年县(今西安市)。1986年11月在西安市和平门外太乙路出土。此碑为横置,长124厘米,高60厘米。共41行,行20字。现藏陕西省博物馆,三秦出版社有影印出版。书写此通碑时柳公权59岁,正处于书法风格的转型期。这件作品前5行署款的小楷书中时有钟繇、王羲之的体态,正文的结体多与褚遂良的《孟法师碑》相似,方正宽博。偶尔也可以见到欧阳询的影子,尤其是“宫”和“门”字旁的写法,与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几无二致。在这件作品中,已见不到虞世南、陆柬之的体势,很多字的结体已是柳公权个人的面貌。整幅作品字形较小,笔法瘦硬峻利。结字稍见宽疏,没有像后期的《玄秘塔碑》那样端严劲利。
     柳公权60岁(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所书的《冯宿碑》,是柳公权蝉蜕前夕的作品。《冯宿碑》,又称《尚书冯宿碑》、《梓州刺史冯宿碑》、《赠吏部尚书冯宿神道碑》、《剑南东川节度使冯宿碑》,全称为《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使持节梓州诸军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静戎军等使上柱国长乐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赠吏部尚书冯公神道碑铭》。王起撰文,柳公权正书并篆额。唐开成二年(公元873年)五月立于万年县(今西安市)。碑高314厘米,宽104厘米。楷书,共34行,行61字。《石墨镌华》、《金石萃编》等有著录。碑今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藏有明代拓本。明杨慎谓此碑亚于虞世南所书的《孔子庙堂碑》,赵崡认为:“此碑结字小,差胜《玄秘塔碑》,尚不堪与薛稷雁行“(见《石墨镌华》)。《冯宿碑》的笔法圆润之处颇似虞世南,其结体虽仍比较宽博端正,但已经不像《钟楼铭》那样瘦劲,可以在晋唐诸家书法中找到祖本。如果说《钟楼铭》的结体似宾客满堂,虽情感融洽,但面目神情各异,终非一家之亲,这原因主要是临摹集古的结果。到了《冯宿碑》,已是自家兄弟聚首,面目神情、举手投足都十分相似,非常和谐,如出一辙。柳公权前期的书法创作所追求的是“无一字无来处”,主要集中在对前人作品的研究和借鉴方面。更早期的作品,其结体面目更多。西明寺《金刚经》之所以“犹为得意”,获得世人赞誉,其主要原因正在于其“备有”钟、王、欧、褚、陆、颜等诸家之体,后期的作品就不是这样了。
     柳公权的书法成就和对古代书坛的重要贡献,主要是后期的创造和革新,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独创“柳体”。从大量的文献资料来分析和研究,柳公权晚年的应酬之作颇多,这和他后来官居高位,德高望重,声名显赫有关,但柳公权对于书写碑文则是十分严肃和严谨的,作品面目并非千篇一律地机械炮制,而是精心书写,力求使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意韵。这主要表现在他后期的楷书作品中。
     现在能够明确认定的柳公权后期的楷书作品有7件:《清静经》(开成五年,63岁书,小楷)、《玄秘塔碑》(会昌元年,64岁书,大楷)、《神策军碑》(会昌三年,66岁书,大楷)、《刘沔碑》(大中三年,72岁书,中楷)、《魏公先庙碑》(大中六年,75岁书,中楷)、《高元裕碑》(大中七年,76岁书,中楷)、《复东林寺碑》(大中十一年,80岁书,中楷)。这几件作品集中代表和表现了柳公权后期的书法风格和面貌,是柳公权书法创新的具体体现,其中的代表作品是《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
     《玄秘塔碑》是柳公权书法发展演进中的一座里程碑,是柳公权的楷书代表作品,它标志着柳体书法的完全成熟。《玄秘塔碑》,又称《大达法师玄秘碑》、《大达法师碑》、《大达法师玄秘塔铭》、《大达法师端甫碑》、《大达法师玄秘塔碑》,全称为《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一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裴休撰文,柳公权正书并篆额,邵建和、邵建初镌刻。唐会昌元年十二月廿八日立于京兆(今西安市),碑高一丈五寸,广五尺一寸。28行,行54字。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墨池篇》、《金石萃编》等有著录。明代孙文融《书画跋》评此碑曰:

     柳书惟此碑(《玄秘塔碑》)盛行,结体若甚苦者,然其实是纵笔,盖肆意出之,略不粘带,故不觉其锋棱太厉也。全是祖鲁公(家庙碑)来,久之熟而浑化,亦遂自成家矣。此碑刻手甚工,并其运笔意俱刻出,纤毫无失。今唐碑存世能具笔法者,当以此为第一。

     在《玄秘塔碑》中,既见不到欧阳询的“戈戟森列”之势,也见不到褚遂良的“端劲绰约”之姿,更见不到虞世南的“典雅谦和”之态,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完全是一种迥异于前人的新的体态--柳体,瘦劲挺拔,端严清峻,别具一格。
   《玄秘塔碑》端庄俊丽,左右基本对称,右肩稍高,形成左低右高之势,险中求稳,属于柳公权作品中的“矜持之作”,历来作为学习柳体的最佳范本。该碑笔法劲练,点画如截铁,圭角分明,方折峻整,别具特色。笔画变化丰富,不别具一格。横轻竖重,短横却较粗壮,长横格外瘦长,起止交代清楚。竖画顿挫有力,行笔挺劲舒长。撇画较锐利,笔势修长。捺画粗重,用笔干净利落,于撇画形成鲜明的对比。结体谨严,中宫内敛,四周舒展,寓圆厚于清刚之内。严谨而不失疏朗开阔之势,仪态冲和,遒劲绝伦。
     《神策军碑》是柳公权的又一代表作品,而且在有的评论家看来,此碑比《玄秘塔碑》更具特色,用笔、结字更具有雄强敦厚之大气。若干年来,此碑不如《玄秘塔碑》影响大的主要原因是原碑久佚,又由于该碑处于皇宫禁地,不能随便捶拓,故流传的拓本亦极少。宋时有孤拓本,现传世仅有南宋贾似道旧藏上册,而且还有缺页,今藏北京图书馆。《神策军碑》又称《左神策纪圣德碑》、《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武宗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崔铉撰文,柳公权正书,徐方平篆额。唐会昌三年四月立于万年(今西安市)县。《金石录目》有著录。《神策军碑》为柳公权66岁时所书,正是柳体完全成熟时期的作品。此碑字形较大,用笔遒劲而厚重,意态雄豪,气势遒迈,较之柳公权64岁所书的《玄秘塔碑》,运笔挥洒更得心应手,点画更加精练,笔力愈加老到,毫无拘谨之态,表现出柳体浑厚中见劲利,平正中得潇洒的艺术风格和特点。正如清代书论家孙承泽所评:“柳学士所书《神策军纪圣德碑》,风神整峻,气度温和,是平生第一妙迹。”
     柳公权后期的作品除了《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外,还有《刘沔碑》、《高元裕碑》、《魏公先庙碑》、《复东林寺碑》等,皆风格鲜明,各有特点。《刘沔碑》多遒劲之骨(71岁书),《高元裕碑》具儒雅之姿(76岁书),《复东林寺碑》出超逸之趣(80岁书),《魏公先庙碑》有庄重之气(87岁书)。这几件楷书碑刻都是柳公权晚年的重要作品,是其风格纯熟时期的作品,和《玄秘塔碑》、《神策军碑》一样,表现了柳体的总体书风面貌。

     三、遒劲峭拔,斩钉截铁

     柳公权的书风特点突出而鲜明,遒劲峭拔,斩钉截铁。他的作品无论是在楷书的点画用笔、结字取势,还是章法布局、神采气韵等方面都独具特色,与众不同。柳公权从集古出新到自创一格,走过了一条艰难的探索之路。他对古代书坛的贡献不仅在于楷书的集大成,作一总结帐,还在于以具有唐代“雄强遒劲”鲜明的时代风格去写行草书,线条流畅,气势张扬,跌宕起伏,意态雍容,圆润豪纵,完全打破了晋人所创立的“平和简静,秀丽柔美”的行草书规范。
     柳公权对楷书的总结和创造,首先表现在其用笔的独特性方面。他的楷书作品在用笔方面,借鉴和吸收了颜体楷书和欧体楷书的优点,同时又避免了欧、颜楷书用笔的缺陷(如欧体楷书用笔的过于含厚内敛,颜体楷书用笔的平和随意),并广泛吸收了魏碑和齐碑方正雄强,开张恣肆等用笔特点。柳公权的楷书用笔,方圆结合的非常巧妙、和谐、自然,既不像欧体那样平缓、含蓄,又没有颜体那样的过于强烈的横竖粗细对比。柳体楷书在用笔方面作了较大的改进,在笔画的细微之处进行了巧妙的处理,多用蓄势,引而后发,也就是多用细小的动作和力量变化,不急于出锋,将力量内含,以骨力取胜,瘦硬刚劲,得劲健雄强之力度和气势。
     楷书笔法自魏、晋的钟、王至初唐及盛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颜真卿等,有了很大的发展,方圆兼用,中侧互变,笔法丰富且个性鲜明,应该说到了盛唐的颜真卿,楷书笔法均已完备。因此,柳公权要在笔法上有所革新和创作,确实是十分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柳公权选择了集古出新的道路,即综合各代各家之大成,择其优点,为我所用,并突出自己的特点,逐渐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所以,柳公权用笔的最大特点在于他能够熟练地驾驭各家笔法,随心所欲地为己所用。柳体用笔十分灵活,他不是纯用方硬瘦峭之笔来展露筋骨,而是起笔多方,收笔多圆,方圆结合,自然随意。长笔瘦,短笔肥,竖笔挺,折笔劲,故显得轻重有致,变化多端,既筋骨强健,又血肉充实。由于柳体的笔法灵活多变,因此其点画的形态也丰富多样,即使是同一笔画,在不同的字中,在不同的部位上,其形态也不相同,可以说是随体赋形,不拘一格,极具装饰变化之美。
     柳体用笔的最大特点是方圆兼并,既方峻劲利,又含厚圆润。在每一画的起、收转折处用方笔折锋,能使人产生一种雄强、方峻、爽利、劲峭之美感。而在笔画的收束处,柳体则多有圆笔裹锋,不使笔毫铺开,消迹灭棱,运笔不折不顿,写到尽处一往即收,显得格外丰润圆浑,内含而质朴。
   柳体的点,方圆并用,行笔多变,比欧体和颜体的点画都要丰富多变,点笔虽小却变化奇妙。他的点多带钩出锋,用揉笔来蓄势,出钩劲利,利落而显精神。“宝盖头”上点和左点以及下部组合的众点当中,点笔用竖点,竖画左右对称两点,左稍远离而右稍靠近。三点水旁排列成弧状,下点之末每垂直于上点之尾,以求上下呼应之势。
柳体的横画起方收圆,长横伸左取势,中段稍细,提锋为之,中锋运笔颇得骨力。短横多写得较粗壮,起收按笔较重,力量凝聚。短横在左多让右,将其写成“尖尾横”,在右多让左,又写成“尖头横”,俯仰曲直,极尽变化。
     柳体的竖画起笔多强调“方笔”,折锋非常突出,时常出现两个棱角,并稍偏向左侧,常用二次转锋折笔写成。收笔有悬针,垂露之分,中竖多用悬针,提笔出锋,空抢逆收,显得饱满、尖锐,特显精神。左右竖笔多用垂露,收笔不作重按,转笔向上疾收。凡左右对称用直画者,形窄者多取相背之势,取欧体之特点:形宽者多作相向之势,用颜体之变化。柳体在处理笔画变化时,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以反常态将短横写得特别粗重,而又将长竖写得较细挺,对比强烈,引人如胜,如《玄秘塔碑》中的“千”、“柱”等字及“木”、“牛”、“言”等偏旁。这一点虽然吸收了颜体的特点,但用法不同,效果亦不一样。
     柳体的撇画行笔速度较快,长掠直下,稍有弧度,修长劲健。长撇瘦硬,短撇粗重,捺画却比较突出,重而粗,起笔较细,中段逐渐加粗,加重,加长,末尾极粗,并出现明显的燕尾,出锋有力,方劲遒美。撇捺相交,轻撇重捺,近似颜法,但粗细变化却比颜体明显。
柳体的“口”字形,多取上开下合,上大下小之势,且左边竖脚下伸外露,不但使字形端稳,而且具有一点的装饰特点。
柳体的竖弯钩则一路圆转,曲劲有弹力。如“风”字的外框,横折弯钩,弧度较大,几乎是圆周的三分之一,钩笔饱满,而尖锐形状酷似鹅头。
     柳体在笔势的处理上亦迥异于前人,风格独特,个性鲜明,与其结体的中宫紧密,四周舒放,辐射开张相配合,更显爽利流宕,别具一格。柳体的笔势非常爽疾,一往无前,笔画尽处,笔势犹张。唐代吕总评述柳体的笔势是“惊鸿避弋,饥鹰下鞲”(《续书评》),惊鸿避箭,饥鹰捕猎,来势之疾速,气势之迅猛,无一复加。以此来形容柳体笔势的凶猛迅疾,应该说比较适合,但宋代的朱长文却以为吕总的评述仍“不足以喻其鸷急云”(《续书断》)。这里要强调的是,柳体笔势的迅疾,并不是一味的快速、急促,要放得开,还要收得住。柳体鸷急的笔势并不是像后世习柳体者那样,以硬毫疾行来求取,入笔过于轻浮,行笔过于疾滑,这样做是得不到柳体的笔势特点的。柳公权用的并不是硬毫笔,而是软毫长锋笔。要用软毫长锋写出柳体挺拔劲健的笔画和爽疾流宕的笔势,不在柳体的技术方面下功夫是不行的。
     柳体的结体更是与众不同,更能显示出他深厚的功力。柳公权楷书的结体,既充分吸收欧体和颜体的特点,又突出自己的风格,短者较肥,疏者宜丰,形长者宜瘦,画密者宜匀,体态端庄,均衡平稳,疏密均匀,肥瘦得体。柳公权在处理字形结构时,有两个重要的方法:一是内紧外松,辐射开张。欧、虞、褚、颜诸体,都在晋人楷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家书法的风貌,但诸家结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字的中宫与周边笔画无大开大合之势。欧、虞、褚的结体,多取侧身之势,含蓄平和。颜体虽然一改古法,以正面示人,但颜体的中宫不紧,呈内松外紧,内方外圆之势。柳体则一改前贤诸法,使中宫紧密,四周舒放,笔画向内攒聚,向外辐射,有壁垒森严之势。这一点后来被宋代的黄庭坚发展到了极致;二是撇低捺高,险中求稳。欧、虞、褚、颜诸体撇、捺的终端多落在同一水平线上,对称均衡,犹如正面端立之人,一派静穆之态,没有较大的对比反差。柳体则多取撇低捺高之势,撇虽细而极挺健,捺粗劲而颇舒扬,静中有动,险中取稳,如向前迈进之人,在严整中呈现出潇洒超逸之姿态。
     柳公权的书法作品,除了大量的楷书碑刻外,留存下来的墨迹尤其是行草书墨迹十分少。但从有关文献资料的记载中却说明柳公权不但精于楷法,而且行草书亦非常有特色:

     公权真、行书,惊鸿避弋,饥鹰下韝。(9)
     公权博贯经术,正书及行皆妙品之最,草不失能。……宣宗召至御座前,书纸三番,作真、行、草三体。帝奇之,赐以器币,且诏自书谢章,无限真行。(10)
     柳诚悬墨迹帖(《蒙诏帖》)一卷,是真。笔法劲爽而纵横悉如意志,盖自文皇、大令而自成家,奇妙!(11)
     以篆籀法作行楷,仅见诚悬此书(柳公权《司马公达帖》)。把玩久之,使人有天际真人想。仆论书法,谓欧、褚自隶来,颜、柳从篆出,观此尤信。唐中叶书家,首推颜、柳,颜书浑劲,而柳较肃括矣。学颜书须从柳入,以其笔径濯濯,有迹可寻也。(12)
    (柳公权《蒙诏帖》)险中生态,力变右军。(13)

     从以上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柳公权于书法诸体皆善,尤精楷法。他楷、行、草书皆精妙,又能篆书,曾为裴休的《圭峰禅师碑》等和他自己书写的《玄秘塔碑》、《魏谟先庙碑》、《薛苹碑》、《李晟碑》等碑刻篆额。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有文献记载的柳公权的行书墨迹有《送梨帖跋》、《圣慈帖》、《辱问帖》、《奉荣帖》、《伏审帖》、《十六日帖》、《年衰帖》、《蒙诏帖》、《兰亭诗》等。要说其中最精彩,最能代表柳公权书法风格的作品,应该是《蒙诏帖》。此帖流传甚广,被认为是柳公权的行书代表作品,足以表现大书法家柳公权的书风面貌和个性风格。关于这件作品的真伪问题,有关专家持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这很正常。但我们认为此件作品,不管真伪,本身却是很精彩的,也比较符合柳公权本人的书风特点和性格面貌,大起大落,气势不凡。据有关专家考证和研究,此帖是柳公权44岁时书写的作品,这时柳公权已经开始具备自己的书法面貌,将楷书作品雄强刚劲之风格灵活地运用于行书的创作。粗细变化明显,中锋侧峰兼用,将长短、大小,粗细、巧拙等巧妙地融为一体。点画连绵,体势开张,气势豪纵,具有盛唐气象。
     一般说来,行草手稿,流畅洒脱,表现力丰富,多能充分而直接表现书法家的思想感情变化,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稿》等。碑刻墓表,从内容上看,一般比较庄重严肃,偏重于平实地叙述事实,多表现重大历史题材和人物生平,从书法风格上看,多用正书,如楷书、篆书和隶书等,往往一字一格,字字工稳,端严谨饬,从表面看似乎比较古板,不容易突出或直接表现书法家的感情变化。其实不然,不管文字内容如何,也不论书体和风格如何,书法家思想感情的表现应该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颜真卿是如此,柳公权亦是如此。

     “碑刻虽多,而体制未尝一也。盖随其所感之事,所会之兴,善于书者,可以观而知之。故观《中兴颂》,则宏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夫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余皆可以类考”。(14)

      颜真卿写碑是如此,柳公权写碑又何尝不是这样。柳公权一生所书碑刻、墓志较多,也和盛唐的颜真卿一样,通过书写碑铭和墓志等,来表现出自己对事物的爱憎感情。细品柳公权所书的碑刻墓表,如《神策军碑》、《刘沔碑》、《高元裕碑》、《魏公先庙碑》、《复东林寺碑》等,我们也能从字里行间深刻领悟到这些作品分别表现出的圣德、武将、文臣、庙堂、寺院所独具的神韵,所表达出的柳公权丰富而深刻的内心感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柳公权主要不是靠楷书字形结体的变异,而是靠丰富的笔法变化、多样的线条形态来表达其内心感受的,这反映出了他书法创作中自觉的艺术追求与精湛的书写技巧。

     四、名播中外,风神自远

     柳公权所创造的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柳体楷书,为古代楷书的发展作了总结,也为后来楷书的继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对楷书的创造和发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柳公权之前,自然率意的魏晋楷书及法度谨严的初唐、中唐楷书都出现了标领百代的宗师,产生了多种风貌鲜明的体态样式。而在柳公权之后,再也不曾出现过能与这些书法宗师相媲美的楷书大师,正如有人在评价楷书时认为楷书自唐代以下皆不可观,江河日下。元代赵孟頫虽然也以楷书精美为人们所师法,但其楷书是以古为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便于实用的行楷书。历史上,虽然有所谓“欧、颜、柳、赵”楷书四大家,但是,赵孟頫的楷书并没有完全跳出古人的藩篱而自立门户,而且其规矩和法度及对后来书风的影响,远不如欧、颜、柳三家,与此三家不可同日而语。
     柳公权的书法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名播中外,风神自远。当时许多著名人物的墓碑和墓志非柳公权书写不可,否则人们会认为子孙不孝;当时许多国外来唐朝访问和交流的学者和官员,都不惜以重金购买柳公权的书法作品。柳公权的书法对后世书法,特别是楷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书法本身的特质方面,如对后人楷书用笔、结构及章法的影响,而且表现在艺术创造精神和个性的感染和影响方面。关于柳公权书法对后世的影响,古代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

    (柳公权书《阴符经序》)柳诚悬书,至此极矣,论者或不能尽,然则人之好尚亦难齐矣。李西台(建中)爱柳《尊师志》,欧阳(修)公爱《高重碑》,惟君谟(蔡襄)独喜此序。(15)
柳公名墨行世者,李西台爱《柳尊师志》,欧阳公爱《高重碑》,蔡君谟爱《阴符序》,米元章爱《金刚经》,薛道祖爱《崔陲碑》。(16)
柳诚悬书,极力变右军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所谓神奇化为臭腐,故离之耳。凡人学书,以姿态取媚,鲜能解此。余于虞、褚、颜、欧,皆曾仿佛十一,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趋右军也。(17)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后来书法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受到柳公权的影响。宋代的米芾、蔡襄、李建中、欧阳修,皆喜爱柳公权的某一碑刻,各得其所。明代书法大家董其昌对柳体楷书更是情有独钟,体会更真切,更真实。他认为“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趋右军也”。“用笔古淡”正是董其昌对柳公权的作品深入分析、认真临习后所体会出来的。
柳体书法对后世的影响是长久而广泛的。所谓长久,是指唐代以后学习柳体书法者代不乏人,直到现代,初学书法者也多以柳体为临习的楷模      以柳公权的《玄秘塔碑》为初学楷书的最佳范本。不论年龄,不管男女,只要是初学书法柳体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所谓广泛,是指柳体书法在民间、在异族都拥有众多的师从者。女真族金人曾集刻柳字为《沂州普照寺碑》(建于皇统四年十月),辽代《道宗宣懿皇后哀册》上柳体的书法显示出辽人对柳体书法的尊崇。从这一点来看,柳公权书法的群众性最强,影响最广泛。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代人审美情趣的变化,唐楷,包括柳公权的楷书在内,现在逐渐被人们所冷落。现代人学书入门大多是唐楷,或欧,或颜,或柳,但等到最后,却舍唐楷而追魏碑,有的人甚至认为当初学书入门学唐楷是“徒费日月”,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柳体集魏晋、隋代、初唐、盛唐诸家楷书之长,对诸家笔法谙于胸,熟于手,其下笔之时,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粗而能锐,细而能壮,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可谓随心所欲,无不适意。后世学柳书者,无柳书赖以创立的广博深厚的传统功力,只能就柳而学柳,仅学柳体表面的东西,笔下也只能出柳书之形,而缺乏柳之神。更主要的是,书法之神源于人之本身,后世学柳者无柳公权那种全然超脱的精神,即使十分形似,也很难表现出柳书的神韵。这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要注意的。
     柳书的法度甚备,甚严,使后世学柳者很难进行再创造。如果说柳公权之前的楷书诸家所建立的法度是一座尚未装饰完美的艺术殿堂,是艺术发展的进行时,后来的人还可以在这座艺术殿堂里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和创造精神的话,而柳体则是一座已经装饰得十分精美的艺术殿堂,是艺术发展的完成时,后人只能在这座艺术殿堂里流连赏叹,而没有任何再创造、再装饰的余地留下来。且不说柳体笔画的搭配--结体上不能有灵活的移易,就是笔画也很难进行不同的处理:舒放之笔略收则近欧,但比欧体拘束;瘦劲之笔稍肥则近颜,却不如颜之体局宽裕。善学柳书者,至多得其骨力;不善学者,则徒有其形似。若一味追求柳书之骨力,则越写越枯,最后只落得个瘦骨嶙峋,枯槎架险了。清梁章钜曰:“余于二十许岁时专学《玄秘塔碑》,将及一年,旋以事舍去,了无得处。然至今作书每有崛健之意,撑柱之形,则一年之功亦不可没也。”(《退庵金石书画跋》)这代表了学柳者的甘苦之言。要么终生为柳书之奴,要么背叛其而去。时代的发展,渴望自由的人性,追求自立的心态最终使学柳者弃之而去,另谋他途。虽然说学柳书容易得其骨力,难得其神采,但像董其昌那样,先学柳书,后变其法,最终以行草书著名的人亦不在少数。
     在我看来,柳体、欧体、颜体,包括魏碑等,这些楷书经典作品,都可看作是书法的基础书体,是学习书法的基本功。学书入门先学楷书,后临行草,复写篆隶,融会贯通,最终方能形成自己的风格面貌。
     柳公权是唐代有名的大官僚书法家,但他虽身为高官,却淡泊处世,用心于学问,精心于书艺,在书法艺术的改革和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唐代辉煌灿烂之书法发展进行了总结,也为整个楷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确立了规矩,树立了模范,这便是柳公权书法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旧唐书·柳公权传》
(2) 苏轼《评书》
(3)、(10)、(14) 朱长文《墨池编》
(4)、(17)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5) 刘熙载《艺概·书概》
(6)、(15)宋董逌《广川书跋》
(7)、(16)明孙承泽《庚子消夏记》
(8)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9) 唐吕总《续书评》
(11) 明詹景风《玄览篇》
(12) 清王澍《虚舟题跋》
(13) 清玄烨〈康熙皇帝〉语
 
 
 
■《文艺研究》2003年艺术研究专辑(总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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